【大华】台湾“教改”造就了缺少文化认同的空心世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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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5-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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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据了解,“法治政府蓝皮书”之《中国法治政府发展报告》是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品牌项目,自2014年启动,已连续进行了3年。 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在会上表示,报告对2016年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发展进行了总体梳理和客观描述,包括法治政府建设实践和法治政府理论两大方面,其中重点关注了新《行政诉讼法》实施周年回顾、现代城市交通法治状况与未来展望、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、行政公益诉讼、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等内容。  报告认为,修订后的《行政诉讼法》与之前的法律规定相比,新法从法律概念、基本制度到判定标准上均进行了调整,是立法实践对法学理论界多年探索研究的集中回应,但在推行过程中也遇到诸多困难。报告立足于对新《行政诉讼法》实施一周年以来的社会效果分析,从成效和问题两个角度阐述新法的意义,进而选取当前法律实施中的热点问题进行全面探讨,为行政诉讼的良性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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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般以为1994年是台湾教育改革的起始。

25年前的1994年4月10日,台湾的人本教育基金会、主妇联盟等团体发起教育改革大游行,提出“落实小班小校、广设高中大学、推动教育现代化、制订教育基本法”四大诉求,同年6月台湾“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”成立,开始了大规模教育改革。

  观察月刊69期发表东吴大学名誉教授刘源俊的评论文章指出,其实在1994年之前的10年内,许多台当局与民间的教育改革活动已在进行,包括:1984年起实施“大学通识教育选修学分”;1985至1987年9所师范专科学校改为学院;1990年3所私立专科学校改制学院;1985至1994年修订《大学法》;1985至1995年新订《教师法》;1988至1994年修订《师范教育法》;1989年大学教育改革促进会成立;1990年开始“国民中学毕业生自愿就学辅导方案”;1989至1992年成立“大学入学考试中心”,研拟“大学入学制度改革建议书”,并于1994年举办“学科能力测验”,且开始“大学推荐甄选入学”。   1994是教育改革狂飙元年  现今回顾,1994年是台湾教育改革狂飙的起始。 当年1月5日,新“大学法”公布施行,大学“校务会议是最高决策会议”,开始由遴选委员会遴选校长(后来许多大学乱来)。 2月7日,“师资培育法”公布施行,师资培育多元化(后来“教育学程”设置浮滥)。

  1月8至9日,台湾研究基金会、澄社与人本教育基金会合办“民间教育改革会议”。 4月10日,教育改革大游行后成立“四一○教育改革联盟”,对各方强力游说。

  6月8日,台湾“立法院”教育、“法制委员会”一读通过“教师法”草案中有关学校设教师会的条文,导致1995年后中小学校园里教师会、家长会与行政部门互相倾轧的乱象。 6月9日,“立法院”通过“二年内全面开放审定本教科书”,于是开启“一纲多本”时代。   9月21日,台当局“行政院”教育改革会成立,置委员31人,李远哲担任召集人,各方寄予厚望。

  1994后教育改革乱象丛生  总的来说,台湾1994年以来的教育改革是政治领军、主事者更迭频繁(政党三度轮替只是原因之一)、理念错乱、政策不衔接的乱局,直至当前。 主要表现如下:  台湾当年的“教育改革”是与“修宪政改”同步进行的,其基调是“去中国化”。 人民直选的台当局领导人李登辉于1996年8月提出“心灵改革”。

  同年12月,在教育改革会的“教育改革总谘议报告书”里,李远哲在序文中明显呼应,写说“教育改革是心灵改革的大政”。   接着,1997年初中开始推行“认识台湾”课程。

之后,小学的“生活与伦理”课去除“伦理”,初中的“公民与道德”课去除“道德”,而高中的“中国文化基本教材”改为选修。

“心灵改革”逐步造就了缺少文化认同的空心世代。

  1996年6月,当局任用甫于前一年返台当成大校长的吴京,换掉“师范体系”的台当局“教育部长”郭为藩(后来郭与前任的毛高文“部长”一起“外放”,以利“消除教育改革障碍”);吴于是大展宏图,“每日一惊”,说“教育部就是教育改革部”。

1998年2月李远哲等人乃再运作由林清江取代吴京。 又“总谘议报告书”建议成立“教育改革推动委员会”,于是自1998年初到2000年5月,刘兆玄得以台当局“行政院副院长”主持“教育改革推动小组”,掌握大权。 李、吴、刘、林这几个人的理念与作风全然不同,各行其是。   原本郭为藩“部长”建议请李远哲主持教育改革会,是希冀抵挡“广设高中大学”的压力。 不料,李却极力主张以综合高中取代技职学校,而且呼吁广设“四年制大学”。

  查台湾的四年制大学(包括大学及学院),1993年时共51所,到2003年竟扩增为142所。

同时期又广设硕、博士班。

广设高中、大学的后果极为严重:高等教育资源稀释,技术教育崩坏,学生水准低落。

  教育改革欲速行,教育更沉沦  在位20个月的吴京“教育部长”罔顾《建议书》的“渐进”建议,大幅扩增大学“推荐甄选”名额,并推动申请入学。

将“总谘议报告书”束诸高阁。

在位16个月的林清江“部长”更激进行事,推动于2001年全面施行“九年(不)一贯课程”(以“十项基本能力”取代“五育”)——其理念与作法全不见于《总谘议报告书》;又推动“基本学力测验”(2001),“废除高中联考”、“大学多元入学新方案”(2002)等都仓促成案。

  此后种种,包括课程改革(例如减少语文课,取消“中国史”等),课纲、入学方式、师培制度等的草率变革,不在此赘言。 总之每过几年,当局就会换一批学者专家,把学生当成小白鼠做实验。

更有好多“教育改革贩子”游走于台当局“教育部”与“立法院”之间,暗地串通勾结,推波助澜。 然而,几乎每一次改革都弄得民怨载道,而学生的竞争力每况愈下。

  至于2007年开始酝酿,预定2019年起要全面实施的12年“国民教育”,更是过程曲折诡谲,充满政治考量。 其后果已可预见:补习班更猖獗,私校更兴盛,优秀中学生大量出走。

如今“2019课纲”即将推行,教科书到现在还未编定;至于相关的大学入学方式,则尚在各方角力争论中。   以上种种,岂能不令教育界人士感慨万千![责任编辑:李杰]。